冬季来临,气温逐渐走低,这也给各地疫情防控带来了挑战。

　　回顾过去的抗疫历程,中医药的身影从未缺席。这其中,连花清瘟是较有代表性的药物之一,本文通过带大家了解连花清瘟的“前世”,来纵览中医药在抗疫中的伟大贡献。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治疗思路。

　　中医大都把瘟疫归为“疫病”“温病”范畴。“疫”,《说文解字》解释为:“民皆疾也。”“瘟”,《辞源》解释为:“疫病,人或牲畜家禽所生的急性传染病。”可见,“瘟疫”是古人对急性传染病的一种统称。另外,“伤寒”“时气”“温病”中部分注明传染或流行特点者也属于此范畴。

　　两汉时期是古代记录中瘟疫最多的时期,“医圣”张仲景的从医契机便起于东汉末年被称为“伤寒”的瘟疫,其著写的《伤寒杂病论》救人无数,为后世治疗“伤寒”确立了范式,时至今日依然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其中有一个方子名为“麻杏石甘汤”,书中说:“发汗后,汗出而喘,身无大热者,麻杏石甘汤主之。”该方由麻黄、杏仁、炙甘草、生石膏四味中药材组方而成,是治疗邪热壅肺、肺气上逆所致发热、咳喘的处方。

　　明清时代温病流行,于是中医又产生了温病学派,以吴又可、叶天士、薛雪、吴鞠通、王孟英等为代表的温病学家用中医防治传染病,取得了不起的成就。中医研究瘟疫的首本专著是明代吴又可的《温疫论》。明代末年瘟疫暴发,吴又可首次提出“疠气”致病学说,不仅开辟了中国传染病学研究先河,还是世界医治传染病学上的创举。

　　今天看来,吴又可所说的“疠气”,无疑就是“致病微生物”。在明代张景岳所著的《景岳全书》,将大黄列为“中药之四维”,认为大黄是“乱世之良将”,具有较强的清热泻火及泻下通便作用,主要适用于热结便秘及火热上炎之里实热证。

　　在与瘟疫的角力中,中医的贡献造福了全人类,尤以天花防治最突出。宋代天花在我国流行,从那时起,中医就开始采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

　　清代康熙年间,朝廷设立“种痘局”,专门给百姓普及种痘,可以说是全球最早的官方免疫机构。这种方法后来被其他国家仿效,并启发了英国医生琴纳于1796年发明牛痘接种术。在温病大家叶天士所著《温病论》中有一个名方“银翘散”,是治疗温病风热在表兼有热毒蕴肺的代表方剂,具有透表解毒、辟秽化浊的功效,被称为“温病第一方”。

　　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载体,也是维护人民健康的关键抓手,在此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临床筛选出了中医药抗疫的“三药三方”,并列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其中,融入汉代张仲景的“麻杏石甘汤”、明代吴又可治疗疫病善用的“大黄”以及清代吴鞠通的“银翘散”,结合现代中药药理学抗病毒、抗炎药物的研究成果,研制出的创新中药连花清瘟,对新冠肺炎防控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连花清瘟创新性加入的组方成分,芳香化湿秽的“藿香”、增强人体免疫的“红景天”。

　　金元时期的本草名著《珍珠囊》中记载,广藿香能“补卫气,益胃气,进饮食”,可改善食欲不振、湿困脾胃的状况。红景天生长在高寒、高海拔的青藏高原,具有耐高寒、耐缺氧的生长特性,可以提高人体抗疲劳、耐缺氧能力,应对新冠肺炎普遍表现的乏力、气短、血氧含量低造成的多脏器损害。同时红景天的增强免疫作用可以改善患者淋巴细胞及亚群偏低造成的机体抗病能力下降,从而提高抗病能力与康复能力。

　　连花清瘟在防治新冠肺炎、流感等传染性疫病方面,不仅有着深厚的中医理论根基,也经过了翔实的科学论证,是我国应对呼吸道病毒传染性公共卫生事件的代表性药物,具有卫气同治,表里双解;先证用药,截断病势;整体调节,多靶治疗的多重作用。

　　在现代研究方面,近年来针对新冠病毒、甲型H1N1流感病毒、SARS病毒等呼吸道传染性病毒,连花清瘟开展了大量的基础实验和临床研究,证实其良好确切的广谱抗病毒作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州医学院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多个科研机构实验成果显示,连花清瘟对甲型流感病毒(H1N1、H3N2等)、乙型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I型、呼吸道合胞病毒、SARS病毒、新冠等多种病毒均有抑制拮抗作用。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已有世界多个国家认识到了中医药的重要性。放眼世界传统医学领域,中医是理论体系最完整的一个,其在抗疫中的作用也经历了长期的临床实践考验,疗效毋庸置疑。而连花清瘟所取得的一系列创新成果与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不仅体现了中医药在重大疾病防治中的重要地位,也为中医药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