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古人书论，常见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即以“方圆”喻书法。例如，南宋姜夔《续书谱》言：“方圆者，真草之体用。真贵方，草贵圆。方者参之以圆，圆者参之以方，斯为妙矣”。又如，元人郑杓《衍极》称：“执笔贵圆，字贵方，篆贵圆，隶贵方，圆效天，方法地，圆有方之理，方有圆之象。”再如，明人项穆《书法雅言》云：“圆为规以象天，方为矩以象地。方圆互用，犹阴阳互藏。所以用笔贵圆，字形贵方，即曰规矩，又曰之至”。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仅涉及笔法、形体，而且涵盖变化之理。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书法之妙，全在运笔。该举其要，尽于方圆”。“书尽方圆”？康氏所言正确乎？笔者作答：其言不虚，“方圆”确是书法登堂入室、一窥堂奥的门道。

　　首先，“书尽方圆”，基因于“天圆地方”之理。古哲认为，“天时”的运动周而复始，形同一个闭环的系统，故谓“天圆”。地维东、西、南、北“四方”，方位静而有止，故谓“地方”。曾子曾言：“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天圆”曰“明”，故为“阳”；“地方”曰“幽”，故为“阴”。所以，“方圆”之道实为“阴阳”之道。自文化天下之始，万物作则，道法自然，天地阴阳制为规矩，圆为规以象天，方为矩以象地，方圆互用，犹阴阳互藏，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即成自然规律。故有东汉蔡邕所称：“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九势》）从上述可见，书法中的“方圆”之论，贯穿了古代哲学思想，因而才有了普遍广泛的意义。

　　其次，“书尽方圆”，表现于文字书法产生、迁变的全过程。东汉许慎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说文解字序》）元人郑杓据此概括为，“至朴散而八卦兴，八卦兴而书契肇，书契肇而篆籀滋。”（《衍极•至朴篇》）在古人看来，文字始于八卦，是象天法地的结果。先天八卦的演化与“天圆地方”的思想有着密切关联，史传《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即为一例，图中卦象表现“天圆地方”之理，并推演天地运行规律。《衍极》称，皇颉以降书有“五变”，谓古文、籀、篆、隶、草。此“五变”除繁简损益之变外，主要表现为“方圆”之变。《说文》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这个“诘诎”就是“屈曲、屈折”之意，“屈曲”则圆，“屈折”而方，所以“曲折”即为“方圆”之象。由“古文”而至“籀、篆、隶、草”，如同《四体书势》所言，“或守正循检，矩折规旋；或方圆靡则，因事制权”。甲骨契刻，类物象形而随体诘诎。金文铸模，形体近方而线条圆融。籀文增繁，字形方正而笔势圆活。小篆省改，字形长方而笔画圆转。隶书背反，始用方笔，外虽方而内实圆。草书破体，使转纵横，方圆靡则而临时从宜。从以上概略描述中不难看出，文字书法之迁变，尽显于“方圆”之象。

　　再其次，“书尽方圆”，取决于运笔之“直”、“侧”。书法之妙，全在运笔，运笔之法，无外乎“直”、“侧”，“九势”“八法”均出于此，“使转”“钝挫”皆为其用。元人刘有定《衍极•注》称：“大抵笔直则圆，圆故长，长必瘦；侧笔则扁，扁故方，方必肥”。笔正则直，锋在画中，笔迹丰润而圆，故曰“直笔圆”；笔仄则侧，锋卧画扁，笔迹宽厚而方，故曰“侧笔方”。古人言，“篆用直”，“隶用侧”；“篆贵圆”，“隶贵方”，这种区别的背后，实则是由笔法的“直”“侧”之变所导致的古今书体之变。甲骨、金文、籀篆等古文字，皆用直笔，笔画（线条）圆转婉通。春秋时期，为适应快捷书写的需要，篆书发生“草变”，在删繁就简的同时，原本严谨的直笔在快捷书写中出现了草率的侧笔，圆转的线条也被分解成方折的点画，随着篆书的破体，形成“隶化”和“草化”两种趋势，前者由快捷转向谨严而变成隶书，后者则由快捷转向率意而化成章草，进而导致今体楷、行、草之变。侧笔的运用，不仅导致了书体的变革，而且也丰富了书法的艺术表现。以唐人书法为例。唐楷继“隶真之变”而兴，初唐欧阳询、禇遂良融合南帖北碑，多存分隶笔法，侧中用直，方中有圆，成为唐楷风范。中唐颜真卿变法，引籀篆笔法入楷，直侧兼施，方圆互用，呈“四梁八柱”之象，“颜体”也因“篆籀气”而风标独具。郑杓在《衍极》中作过一个分析，称“颜体”是“篆七分三”，“欧体”是“分八篆二”。可见“直”、“侧”运笔，在书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不可小觑。

　　此外，“书尽方圆”，还在于“正贵方”、“草贵圆”。书法诸体归结起来，就是“正”、“草”二体。正书包括真楷隶篆以及行楷诸体，形皆方正，静而有止。唯有“草书”与之对立，方圆靡则，变化无常。如前所述，“古体”向“今体”的转变是一个由“圆”至“方”的趋向，那么，“正体”向“草体”的转变则是一个由“方”至“圆”的趋向。“正”、“草”同源而殊途，起作用的仍然是笔法。真楷多用侧笔，间用直笔；草书多用直笔，间用侧笔。唐人孙过庭《书谱》对此多有论及，如：“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所言真书和草书中的“点画”与“使转”，旨在讲两者不同的体与用的关系。真书以点画为体，用使转表达情性，落实到笔法上，就是点画用方，使转用圆，通过调锋达到方圆互通。举“元常不草，使转纵横”，即是以钟繇为例，说明在真书中运用草法，可得方圆变化之意。草书“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故以使转为体，用点画表达情性。“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一点之内殊衂挫于毫芒”，道出了草书点画运用之妙。草书以“使转”为形质，源起籀篆，后兼隶楷。籀篆以“线条”为构件，秉笔直书讲究起收、使转、接搭，其中“使转”是使篆书“婉而通”的基本方法。“草贵流而畅”，与“篆尚婉而通”有相近之义，只有“使转”可以做到。何谓“使转”？孙过庭称：“使，谓纵横牵掣之类是也；转，谓钩镮盘纡之类是也”。所以，“使转”正合草书变化无常的需要。刘有定《衍极•注》中曾对《兰亭序》行草笔法作过分析，称：“《兰亭》多用篆法，至于曲字之类，则间用侧笔。米元章评禇临《兰亭》曰：曲字益彰于楷侧者是也。故善观《兰亭》者，知隶草之变矣。其要妙在执笔，善执笔，则直侧一以贯之，随手万变，任心所成，天下无全书矣”。其中所谓“知隶草之变”，实则是“知正草之变”矣。

　　最后，“书尽方圆”，更在于书法成就于“方圆”变化。回到本文开头，康有为讲“书尽方圆”，其实用了很长一段话。他讲：“书法之妙，全在运笔。该举其要，尽于方圆。操纵极熟，自有巧妙，方用顿笔，圆用提笔。提笔中含，顿笔外拓。中含者浑劲，外拓者雄强，中含者篆之法也，外拓者隶之法也。提笔婉而通，顿笔精而密，圆笔者萧散超逸，方笔者凝整沉着。提则筋劲，顿则血融，圆则用抽，方则用挈。圆笔使转用提，而以顿挫出之。方笔使转用顿，而以提挈出之。圆笔用绞，方笔用翻，圆笔不绞则痿，方笔不翻则滞。圆笔出以险，则得劲。方笔出以颇，则得骏。提笔如游丝袅空，顿笔如狮狻蹲地。妙处在方圆并用，不方不圆，亦方亦圆，或体方而用圆，或用方而体圆，或笔方而章法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康氏的这段话，可谓详述了“方圆”用笔的种种变化。所谓“神而明之”，最重要的是明了“圆有方之理，方有圆之象”；“方圆互用，犹阴阳互藏”。“方”与“圆”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圆”主动，“方”主静；“草”为变，“正”则止。书法的万般变化皆出于此，而在书法上有所成就者莫不得道于此。“书圣”王羲之，“一形众象，万字不同”，其变在于行“正书草写”之法，方圆互用，随字赋形；动静相宜，不激不励，从而造就了真、行、草三体新貌。又如“草圣”张旭，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变楷法于狂草，笔兼直侧，方圆互用，动静交错，刚柔相济，纵情恣兴，奔放不羁。其《古诗四帖》一反魏晋草书拘谨秀逸之态，气势磅礴，大开大合，成为狂草的经典之作。苏轼评其草书颓然天放，意态自足，号称神逸。说到前人作品，颜真卿的《裴将军诗帖》，堪称神明“方圆”的典型。该作杂揉正、行、草三体，在对比中呈方圆相映、动静交错、刚柔兼济之象，是独一无二的传世奇品。明人王世贞评其“书兼正行体，拙古处几若篆籀，而笔势雄强健逸，有一掣万钧之力"。

　　“书尽方圆”，尽于变化。变化无穷，书无尽界。钟张羲献，欧颜旭素，得于当时，既成古典。时移世易，迭出新见：“基因编辑”、“量子纠缠”、“区块链接”、“虚拟世界”，“方圆”于今，想象无限。

　　笔者：程建国，号谦益，1954年生于湖北武汉，1970年入伍，曾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政委、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政委，少将军衔，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