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距今已经2000多年了。石门刻石大多随石门沉入水底，不能目睹。保留下来的石门“十三品”，十分珍贵，1971年移至汉中博物馆，使得我们能够不断去探究石门的历史文化价值。历来以“石门十三品”为题研究比较多，分类比较研究少。本文从文、书、刻三者皆备的角度，对石门汉代“四刻石”再作比较。

　　一、褒斜道与石门

　　汉中通往关中的古道有褒斜道、故道、傥骆道、子午道四条。褒斜道虽狭谷险段多而长，但与其他三道比较，全程较短，较捷近，是四条道路中开辟时间早、使用时间长的重要驿道。只有褒斜道废阻时才用其他道路。

　　褒斜道是古代穿越秦岭的山间大道，南起褒谷口（陕西汉中市大钟寺附近），北至斜谷口（眉县斜峪关口），沿褒斜二水行，贯穿褒斜二谷，故名，也称斜谷路，为古代巴蜀通秦川之主干道路，全程249千米。褒斜道栈道始建于战国范雎相秦时期。公元前314年（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秦派张仪、司马错伐蜀，大军即经此道，原来的谷道此时已开凿成能通过大部队和辎重的栈道了。

　　石门在褒斜谷两端，北端为大石门，在眉县；南端为小石门，在今汉中市北约17千米处。小石门简称石门，大约于战国时期，为修褒斜栈道而凿，后经历代修凿，方告开通。南口高3.45米，北口高3.75米。当时施工是采用火烧水激法开山破石，是中国最早的人工隧道之一。摩崖石刻在石门隧道的两壁和石门南褒河崖上，有汉魏以来历代文人学士留诗题名百余方，通称为“石门石刻”。其中“汉魏十三品”最为著名。

　　二、石门汉代“四刻石”

　　石门十三品，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该地因根治褒河，在石门所处峡谷修建水库，国务院将水库淹没区内摩崖石刻中的十三种碑刻包括汉刻八品、曹魏和北魏摩崖各一品、南宋刻隶书三品等评定为“一级甲等文物”，并将石门洞及这些精选出的主要石刻计13方凿迁移入汉中市博物馆。后将石刻粘接复原，专列一室保存，陈列室取名“石门十三品陈列馆”。包括：一品东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简称《大开通》；二品东汉《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摩崖，俗称《石门颂》；三品东汉《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表》摩崖，简称《李君通阁道表》；四品东汉《杨淮杨弼表记》摩崖，俗称《杨淮表记》；五品东汉《石门》摩崖；六品东汉《石虎》摩崖；七品东汉《玉盆》摩崖；八品东汉《衮雪》摩崖；九品三国《李苞通阁道题名》摩崖；十品北魏《石门铭》摩崖；十一品南宋《山河堰落成记》摩崖；十二品南宋《鄐君开通褒斜道释文》摩崖；十三品南宋《释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题名释文》摩崖。十三品中，汉代摩崖刻石8种，其中文、书、刻俱全的有4种，即《鄐君开通褒斜道》《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表》《杨淮杨弼表记》，本文对这“四刻石”再作比较研究。其他“四刻”分别为《石门》《石虎》《玉盆》《衮雪》刻字，书法价值亦甚高，另当别论。

　　三、石门汉代“四刻石”内容比较

　　《鄐君开通褒斜道》，位于石门洞南270米的山崖间，在“四刻石”中年代最早，刻于永平六年（63年），记述汉中太守鄐君受诏承修褒斜道之事。

　　《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位于石门隧道内西壁，是石门隧道内最早出现的刻石，刻于东汉建和二年（148年），汉中太守王升赞颂已故司隶校尉杨孟文力排众议修复褒斜道之事。

　　《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表》，位于石门隧道内西壁，刻时不详，但此碑文有“以永寿元年中始解大台政，由其修阁道忧，勤民欢喜，行人蒙福”句，记述的是右扶风丞楗为武阳李君讳禹字季杰修复褒斜道之事。永寿年号一共用了4年，李君从元年开始修复，没有二三年是修不好的，修好后“勤民欢喜，行人蒙福”，由此笔者推测，此碑大约刻于155—160年。

　　《杨淮杨弼表记》，位于石门隧道内西壁，刻于熹平二年（173年），记述的是黄门卞玉谒归过石门，见《石门颂》石刻，念及其乡里楗为武阳杨孟文的故事，于是为文记述杨孟文的元孙杨淮、杨弼兄弟的人生经历和功绩，备述其官位升迁变化等。

　　由此可见，从时间上看，《大开通》最早，依次是《石门颂》《李君通阁道表》《杨淮表记》。前三刻都是表记开通或修复褒斜道及石门之事，唯独《杨淮表记》与褒斜道的修复无关，只记述杨淮、杨弼官职经历。

　　四、石门汉代“四刻石”章法特点

　　“四刻石”文、书、刻俱全，几十、几百字不等，在摩崖上书丹刻石，需要很大功夫。难度最大的是《大开通》，在石门外的山崖上，只有借助搭梯、系绳方能完成。另“三碑”在高不过2米多的石门内书丹刻石，相对容易些，也不会因风吹日晒而停止刻写。但“四刻石”均需要打磨、平整，根据文字多少，依山就势（石），自然布局。

　　《大开通》，高270cm，宽220cm，每行字数不等，字径大小不等，大则近20cm，小则只有几cm，差别很大，全文共计159字。有行无列，字与字之间大小错落，相互穿插，搭接咬合，似乎是编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这种以“编织”为技，得以“石纹”效果，在书法上非常奇特。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在此之前，自甲骨文以来，无论大篆还是小篆，未曾有过。唯一比较接近的是，稍早六年的《蜀郡太守何君通阁碑》（现在四川雅安荥经县烈士乡陡崖峭壁上）。顺便说一下，有学者认为《大开通》无行无列，实则不然。以笔者浅见，所有书法作品不存在无行无列，无行无列即无序，不知从何处下手，即便不叠格、不画界格，书写时也是一个字一个字按序成行。

　　《石门颂》，是石门隧道内出现最早的刻石，高261cm，宽205cm。题额“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2行10字，正文22行，行30—31字不等，字径5—7cm，共620余字，因为在圆形隧道壁上书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切割移至到汉中博物馆的原刻石，其形如铲，石质为石英岩。正面看，碑石总体略有弧度，局部刻字也较为平展，内容完整。通篇书写状态，流畅自如，气息连通。起始稍显拘谨，越往后越轻松自然，神韵达到了顶峰，界格勾描，有行有列，通篇疏朗，整饬严谨。“命”“升”等字竖画，不知是有意无意，飞流直下，跨界处理。

　　《李君通阁道表》，在石门内西壁，高36cm，宽24cm，文7行，行10—13字，字经3—4cm，共70多字（可辨者50多字）。有行无列，大小参差，疏密相间。正文之上中间有一“表”字，视同碑额。碑文风化或浸泡严重，下半部分斑剥不清。

　　《杨淮表记》，在石门内西壁，高216cm，上宽67cm，下宽50cm，7行，每行24—26字，字径5—7cm，共173字。上宽下窄，章法布局自然，疏荡古朴，独有情趣。碑的弧度也较明显。

　　如果从书法艺术上比较，此“四刻石”均为摩崖，书丹前先找出最平整并不洇墨的石块，再进行打磨，之后以绳为线构行或格，调好笔墨书写。刻石过程对章法影响较大，如遇石筋、石结、脆裂、坚硬等不能刻的地方，则跳过或绕过或偏行刻之，这样刻出来的作品自然无拘。加之，单刀刻石，茂朴涩拙。章法通篇古朴苍茫，金石趣佳。如以今天的书法衡量，此“四碑”章法上也或多或少有不完美的地方。《大开通》无刻石时间、姓名。《石门颂》虽有落款但不详，末句“伯玉即日徙署行丞事，守安阳长”，不能说明书法的时间、姓名。《李君通阁道记》，虽有“表”字碑额，但正文里也没说明何时何地何人书刻。《杨淮表记》是一幅章法相对完备的碑刻作品，末句“黄门同郡卞玉字子玮，以熹平二年二月廿二日谒归过此，追述勒铭，故财表纪”，落款与今人书法作品类似。

　　五、石门汉代“四刻石”书法特点

　　石门“十三品”，在中国书法艺术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鄐君开通褒斜道》《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表》《杨淮杨弼表记》“四刻石”，可以说是汉代文、书、刻三者皆备的最高艺术结晶。“四刻石”作品一脉相承，如论趣味，“四刻石”皆有趣味，百嚼不厌。

　　（一）《大开通》，取法篆书，以篆为隶，由篆变隶。清方朔在《枕经堂金石跋》中说：“玩其体势，意在以篆为隶，亦由篆变隶之曰，浑朴苍劲。”清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隶中之篆也。”在“四刻石”中，《大开通》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独树一帜”。乍看是篆书，细看是隶书。字法上从篆书过渡而来，宝盖头基本上都是篆书字法。结体奇崛，字内空间宽绰，外实内虚，朴实无华。书写状态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纯以天机行之”（翁方纲语）。字与字大小错落有致，咬合“如石纹”，古趣妙生。笔法以篆籀用笔为主，横画无隶波，撇捺无翻挑，瘦劲平直，看不出起伏、顿挫和粗细变化，接近篆书线条。所书字形巨大，可谓擘窠大字书。著名学者施蛰存在《金石丛话》中评价说：“《褒斜道碑》面积最大，其隶书随山壁高低不平中，落笔取势，最为古朴雄放。这种摩崖汉隶自成一格。”又说：“《开通褒斜道》一刻，所占崖壁面积最大，分书而存篆法，一向被推为石刻汉隶之最雄伟者。”对《大开通》评价很高。与《大开通》相距500公里的《何君通阁道碑》，两碑在章法、字法、气韵上都非常接近，前后相隔几年，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人之作，然而，《何君通阁道》有翻挑出现（图1）。

图1《大开通》与《何君通阁道》中的“道”字比较

　　（二）《石门颂》，取法秦汉简，端庄方正，舒展灵动。当时先以“惟”字试刻，认为石质尚可，才开始谋篇布局。之后，先书丹，再勒刻。书佐挥笔恣肆，笔势舒展灵动，笔画起伏多变，动感极强。整个风格似乎墨迹又合乎刻石，从而形成了这一种亘古未见的隶书风格。笔法上以中锋为主，内蕴筋骨，用笔轻松自如，又给人一种曲圆玉润之感，似乎不经意而为。字形端庄，大大方方，疏密相间，形神兼俱，舒展自如，奇趣横生。杨守敬《平碑记》云：“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尽从此处。”对《石门颂》也有旧“隶草”的评论，都是肯定《石门颂》的自然书写状态。清王昶把《石门颂》与《大开通》作了比较：“是刻书体劲挺有姿致，与《开通褒斜道摩崖》隶字疏密不齐者，各有深趣，推为东汉人杰作。然石刻皆在褒斜谷中，椎拓颇险，临池家或不尽得，故近人学之者甚少。碑中‘命’字、‘升’字、‘诵’字垂笔甚长，而‘命’字几过两格，与《李孟初碑》‘年’字相似，皆汉隶所仅见者。”

　　《石门颂》中，隶书的特征表现也非常典型，波挑、翻转、蚕头燕尾、一波三折都有，有的波挑幅度还非常之大，如“道”字（图2）。

图2《石门颂》中的“道”字

　　（三）《李君通阁道表》，朴茂自如。该碑石质剥落，笔画残损严重，可辨识的也不过50字了。通过现存的寥寥数字还是能够看到其一定的书法之美。《李君通阁道表》在结字、笔法上，无疑受到比它早10年的《石门颂》的影响。既有《石门颂》的庄重，又显得恣意潇洒。大小穿插，错落有致。笔笔中锋，除了捺画出锋，似乎翻转，全篇无明显波挑。字态天真，用笔涩滞。总体看，朴拙自然。

　　（四）《杨淮表记》，意趣盎然。该碑是“四碑”中最晚的一件刻石。此时，已到东汉晚期，隶书完全成熟并格式化蚕头燕尾。但《杨淮表记》仍然不合适宜地用古隶笔法，颂杨淮、杨弼二兄弟。几乎所有资料都认为，黄门卞玉谒归过石门，见《石门颂》石刻，想起家乡楗为武阳杨孟文其人祖孙三代之轶事，《石门颂》已经表记了爷爷杨孟文，卞玉就表记杨孟文的两个孙子——杨淮、杨弼。那么，在文书上，无疑受《石门颂》影响，甚至专门学习采用《石门颂》飘逸俊秀风格。故《杨淮表》与《石门颂》如出一辙，极其相似。但同时又吸收了《大开通》的刚直率意和《李君通阁道表》的平实含蓄。

　　从字的结体看，《杨淮表记》朴茂简率，随意而不拘形迹。与《石门颂》比较，结体更加放纵、恣肆、朴拙。康有为也认为：“润泽如玉，出于《石门颂》而又与石经《论语》近，但疏荡过之。”《石门颂》或多或少保留了一些篆意结体，如“司”“灵”“宁”等，《杨淮表记》彻底摆脱了篆书影响。

　　从用笔看，《杨淮表记》少有一般隶书的波势，即便有波挑也藏而不露，继承了古隶率意与简洁的用笔风格。以圆笔为主，兼有方笔。起笔逆锋，少有燕尾，但具有掠雁之势。收笔回锋，古厚含蓄而富有韧性。线条平直圆劲，率真自然，质朴自信。看似憨态，实则高贵，被褐怀玉。

　　六、结语

　　人们普遍认为隶书由小篆演变而来。殊不知，早在战国时期就酝酿了隶书。这些年出土的秦汉简，皆为隶书。不同的是，秦简少有波挑，而汉简已经有明显波挑，尤其是捺画铺笔挑起。汉武帝以后，隶书发展由笔势改革转向笔画改革，俯仰的波磔笔画成为趋势。从此，隶书形成了有波挑的隶书和无波挑的隶书。而后，二者分别走向自己的道路又并行发展。从河北定县八角廓出土的简书看，西汉宣帝时期（140年）隶书已完全成熟，结体扁方，波挑分明。

　　石门汉代“四刻石”，刻于63年—173年110年间，无疑受到典型隶书的影响，最典型的《礼器碑》刻于156年，《曹全碑》刻于185年，《张迁碑》刻于186年，均在汉晚期，足以证明，时风已经进入典型隶书时代。然而，此“四刻石”均有古隶之韵。《大开通》完全是古隶之笔法和结字。而《石门颂》《李君通阁道表》《杨淮表记》一脉相承。毫无疑问，《李君通阁道表》《杨淮表记》学习借鉴了《石门颂》，有波挑，但含而不露，不夸张、不修饰。在摩崖上书刻字数多的作品，石质坚硬，登高攀岩，书刻难度较大，只有省简装饰笔画，用最简洁的书丹和凿刻，才能最省事、最实用。因而，石门汉代“四刻石”既有典型隶书的时代特征，又有古隶的传统风格，“衮雪”“石门”“石虎”“玉盆”8字刻石恰好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