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体育”学科的名称是近代以来从西方和日本传入中国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在近代之前中国没有“体育”，也不能说中国古代有“体”无“育”。在中国的历史上，体育意识早就有了。孔子的“六艺”，很明显地体现了当时人类的“体育”行为。这一点就如同众多的来自西方的学科一样，在我们这里总有一些崇拜“西学”和“洋学”的所谓学者，喜欢用现代的“学科”名词，来说中国“没有”。“体育”没有，“艺术”没有，“美学”没有等等，这里不一一列举。但不能否认的却是在我们的老祖宗那里这些所谓的“学科”名称，尽管没有被提出，但这些“学科”的理论意识早就是有的东西。“体育”被称为“武艺”“嬉戏”，甚至是“体力活”；“艺术学”是“戏曲”、“书法”和“中国画”的融合。“哲学”被称为“阴阳”“五形”和“八卦”。因为，“学科名称的历史和学科本身的历史是两个问题，应该加以区分”，才是可以经得住推敲的真理。所以，对于中国武术“体育之属性”的认可，我们还是应该保持科学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中国武术就是中国人的身体文化，这种文化就类同或者说是等同于西方的“体育”或者是西方的“体育运动”。
基于此，我们还是回到对中国武术的讨论上来。那就是现代所谓的“武术”，就应该是中国人、中国先辈所创造出的与现代“体育”不同的身体文化。这种身体文化，应该说也具有“西方体育”所具有的功能。西方人将“运动之母”田径，续写开发、创新、转化为了西方人热爱的众多田径项目群，进而在田径的跑、跳、投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创造出篮球、排球、足球等诸多种运动项目。
而中国人将人类的格斗技术，按照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特性，把格斗中的“踢、打、摔、拿、技、刺”的基本技法，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打擂台”、“套子”和“花法”，进而产生了诸多具有中国人“体育意义”的拳种、器械套路的文化丛群。
对于这一文化丛群的产生，从史料来看，很多拳种流派的产生和变化，都与创拳者所掌握的器械使用技术有直接的关系。这其中，当今存在并辉煌发展着的“心意拳”、“形意拳”，就应该是由其鼻祖际及可•姬龙凤从枪法、抢技中感悟、发明和创造出来的。
“拳”原本只是一种独特的修炼技术，但随着练拳者将原本都是实用的军事格斗工具-----十八般兵器，在时间的推移上，逐渐地融入到各个徒手的“拳”之后，中国武术就有风格不同的“拳种”和“流派”。因为，他们都分别将把各自熟练的这些兵器在自己拳法要诀精神的驯化下，融入到自己的“拳”中，并发展之，就成为了我们今天所言及的“拳种”。“拳种”的形成，就很像西方体育项目中的“大项”与“小项”的关系。可以这样说，中国武术拳种中的“大项”和“小项”之间的关系，有些早已超越了田径中的“大项”与“小项”的数量。据文献记载，中国武术中的很多拳种的套路和器械的“套子”都多达50种以上，
我不赞成和不同意一些人在“西方体育”的头上加上一顶“体育生发地”的桂冠。也反对当下的中国人一谈论体育“唯西方体育独尊”的心态，俨然对我民族的身体文化采取“视而不见”和“熟视无睹”的态度。这一点甚至可以说，在昌明的现在，我们的确还没有活在民国时期的深携中华文化底蕴的学者们的态度开明。面对西风东渐的“兵操”，民国时期的他们，果断地就做出“我国固有之”的科学回应和判断。这不是抗争的表现，而是对历史和民族文化的敬畏和温情，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
但是，不能否定的是，近代以来的中国由于外患内疾的生发，西方在现代科学的所谓文明马车的驱动下，以不可阻挡之势将战争侵略和文化侵蚀的战车，全面地开进了有着悠久历史“文明”和“文化”的华夏大地。之后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在中国大地上，迅速占据了中国文化的主流地位。回眸此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发展、价值观的变迁，可以说“科学”和“民主”的西方两大文化理念，却占据了社会发展的主流地位。这其中在“科学”旗帜的遮蔽下的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也开始了向“科学实用”的转型、变迁，甚至是异化。这一过程极大化了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升了国家的GDP，构建起了一个丰富且色彩斑斓的物质世界。但与此形成比对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关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改变，却在我们始料不及之中发生了颠覆性变革。言及“实用”，行之“实惠”的社会行为无处不在，并占据了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
这种社会发展特征，折射到中国体育、中国武术的发展，便是催生了为了“体育事业”、为了“武术入奥”的“奥运战略”成就了“武术入奥”战略的确立；催生了新的武术运动项目“散打”的诞生、发展。与此同时，在武术界，在大众心目中，便诱发了中国传统武术与现代武术的论争。实用的“武术”就在这一过程中被推指到了极致。表现在今天的就是：“技击本质说”的学术思潮盛行，“唯打是武”的习武价值判断风靡，并且一直延续的到现在。
时至今日，这种延续已经开始对真正意义的中国武术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作用”，甚至是生存危机。以至于真正的中国武术是什么的问题，在今天已经使我们失去了判断的标准。“K1”的风行，“终极格斗”的火爆，“MMA”的热捧，“泰拳”的无处不在，“空手道”的见缝扎针，更是让很多原本的武术从业人员“弃武而逃”，就像当年普天之下都去改练“跆拳道”一样，更生发了中国武术业内的恐慌。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甚至设置了一个专门管理和推广“泰拳”和“综合格斗”为政府职能的部门。
“打和战胜”被当下的武术从业人员“无节制”地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取悦“受众心理”，展示“血腥搏杀”，标榜“武术无敌”，“暴力”的张扬成为这个时代中国武术的最高追求。接二连三地由武术人策划和参与的“搏击大赛”，更是借助“体育产业化”的国家地位提升和勃发，而成为一道靓丽的赛事风景。
诸如此类的中国武术发展状况，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走进“现代化之后的中国武术，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这一点就类似社会追求极度现代化一样，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了“现代化的陷阱”一样，急需我们做出应对之道。
中国武术需要现代化，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如何现代化，今天看来我们仍要进行深度的思考和科学的发现。更需要我们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思想引领下，找到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的现代化。这个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的中国武术现代化，在我看来不是西方体育的模式，也不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模式，更不是血腥暴力的对抗模式。它的模式不仅应该有显著的中华文化特征，而且还必须有中华精神的彰显，更应该在其现代化的进程中保持好、维护好，深厚的中国武术底版和底色。我们可以对其进行现代化的“改良”，但不是更改其底版、底色的改良。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是现代化的底线。
因为，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身体文化，它有自己的“学科”基础，也有自己的“科学”规律。应该说是与所谓的“西方体育”“奥林匹克运动”原本就是两条平行延伸的轨道，具有难以交汇、交融的巨大障碍。只有按照费孝通先生所言及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多样性发展原则，谋划、筹划和规划其发展，才应该是我们的正途。（王岗/武汉体育学院武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楚天学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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