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完传统的“腊八节”,我们还回味在八宝粥美美的香甜之中,却又看到了网络媒体所呈现出“世界搏击大赛”的世纪版。看到了众多吃瓜群众的纷杂点评,其所指向的总是中国武术的“无能”和“无用”。人们开始再一次将中国武术的能不能打的问题,抛给所有人、所有武术人。我也认真观看这场“所谓的世纪之战”,让我感到的是它几乎和中国武术没有一毛钱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一分钱关系也都没有。它所展示的就是一场被精心策化过的商业“格斗赛事”。所以,窃以为,不要拿它和中国武术说事,更不要拿它诋毁中国武术。至于这个赛事的组织和参与者处于何种用心,我们都应该保持一份对“中国武术”的尊敬和敬畏的态度和心理。而不是拿这个人、这个事往干净的中国武术躯体上浇灌污垢。
因为,在我看来,中国武术的“打”和“战胜”不可能通过这样的西方体育的模式呈现出来。它的“打”、它的“攻防”以及它的所有价值和意义,不是我们通过这么多年来的“表相”宣传所感知到和认知到的那样,中国武术的价值和功能意义,是一种防御性智慧的结晶,它有自己的真正的“本相”在那里。它可以打的,它也可以战胜的,这种打的和能够打的彰显,是一种近乎生命安全保护的意义之打。所以,才是中国武术更多地拥有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美誉”。近日查阅文献,看到许禹生先生的“拳术在教育之价值”使我深感今天我们对“传统文化”之真实“本相”的误读,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是整个时代之痛,更是中国人的心灵之痛。早在上个世纪初期中国武术在上海滩频繁战胜所谓的外国技击家的时代,我们老武术家对中国武术的认知却可以冷静地归纳出《拳术在教育之价值》这样的思想美篇。而在今天社会进步、文化昌明的今天,我们却难以使中国武术的文化价值回到那个1924年的时代,安静地发挥着自己基于人的最美好价值和功能。那时的许禹生先生就提出,拳术之价值在于:第一,人生幸福上习拳术之必要;第二,国民经济上习拳术之必要;第三,学校教育上习拳术之必要;第四,审美上习拳术之必要;第五,合群竞争上习拳术之必要。
悲哉,今天的中国武术圈!悲哉,今天的中国媒体人!悲哉,今天的文化产业人!不要再拿中国武术能打和能够打来说事了。从中国武术这些个年人们所接受的“表相”中逃离出来,回到中国武术原来的“本相”中去,从文化的意义上观察、体验中国武术的价值和意义,才应该是我们的正确选择。再不要在学术上强调“技击是武术的本质”了。更不要在不同的场域中“以武术标榜自己的无敌”。我在很多年前就撰写过一篇文章,《质疑:技击是武术的本质特征》。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提出了“技击是武术的本质特征,是一个历史的论断;是一个依附和假如的论断;是一个封闭的论断;是一个军事技能的论断;是一个习武人的论断”。进而,在文章的最后对于“技击是武术的本质特征提出了结论”:经历了东方传统文化浓重的理论道德的渲染,中国武术由简单不断走向复杂,从“技击”走向“文化”。以善为美的社会伦理道德,加之人道主义精神的渗入,是中国武术的技击性得以弱化,杀伤力得以隐匿,功利价值得以淡化。中国武术基于深厚的东方文化之上,使得原始的“武技”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远离血腥,远离暴力,远离竞争,逐渐走向了一个追求过程,追求感悟,崇尚道德,崇尚和谐的发展空间。
所以,在我看来,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的差异,特别是与西方的格斗项目的差异,它承载着中国文化的博大内涵,表现在“以文化为根本,以技术为外显”。“中国武术的独特追求对习武的人提出了一种更高层次的要求:习武者要有纯正的动机,用武者要能明辨是非,授武者要遵循清规,其目的都是避免因为武术给和谐的社会以及人际关系带来损害。因此,教化才是闪现在技击背后的思想之光。这是一种在民族文化的渗透下的文化演变,也是一种对武技发展的升腾。中国独特的成长经历使其具备了抵御外来文化同化与冲击的文化持续力,也造就了其在文化上的比较优势,提升了中国武术内在的文化品质,进而形成了强大的核心竞争力。”
基于以上的思考,我们再也不可以将“打”和“能打”视为中国武术唯一生存的“救命稻草”。中国武术还有其更伟大的文化意涵,还有更伟大的文化感召力。这个感召力在我看来就是:“传统的中国武术对中国人而言,更多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是‘苦其心智,劳其筋骨’之学,是一种与生命相伴之技,享受过程,追求教化,才应该成为习武者的最高追求。”
最后用几句网友的言语来结束我的思考:“现在社会民众对中国武术的认知出现了偏差。中国武术能不能打?谁来打?怎么打?中国武术难道打是它的唯一个性吗?千百年来的中国武术,不能允许它有更多的样态生存吗?尤其是在创新创造的新时代当下。需要我们还原中国武术本体真实智慧表达的时候了”;“不能打,就不要说中国武术的本质是技击;”这场笑资和笑谈,“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原罪,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作者简介:王岗:博士,教授,武汉体育学院博士生导师,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武术文化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