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撰文指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伟大，乃不断推广之下，而仍保留各地区的分别性。”也正是这种文化特性的作用使然，就使的众多的中国文化具有了“理法一致”而“风格迥异”的呈现。书法的多体性、戏曲的多样性、餐饮的多味性应该说都是如此。与此形成鲜明映照的是中国武术的多样性的形成，更是由于“长江流域不同黄河流域”，“广东不同于广西”，“福建不同于广东”而形成了诸多不同且具有显著地域特征的“武文化”。这一点在今天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少林和武当”的差异，就是“南拳和北腿”的不同，就是都称为“内家拳”的形意、八卦、太极的截然不同。

上图：王岗教授

　　这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呈现，在我们看来就是中国武术发展过程中的“自由”。这一点的文化动因，今天看来就是钱穆先生所言及的“只有中国，能由分别性汇归到共通性，又在共通性下保留着分别性”的事实呈现。尽管中国武术的生发是来自于“格斗和搏杀”，来自于“战胜对手”的目的诉求，但由于不同人群对于这一目的的认知和标准的“理解上分别性的存在”，就使的原本以“战胜对手”为目的的“拳”在不同的“人”的那里，表现出极度不同的“分别性”。

　　也正是中国文化一直对“分别性”的推崇和认可，就使的中国文化在其发展创新过程中，一直表现出高度的“自由性”，特别是在自我的行为文化领域更是如此。这一点在著名学者陈炎先生称之为中华民族人文版的四大发明“汉字、中医、中餐、武术”里表现的最为凸显。汉字书写的真草隶篆，中医的各种流派，中餐的地域特色，武术的博大精深都是如此。

　　但中国文化的“自由”又不是“无度”的“自由”。就书法的书写来看，草书的书写也不是随意的“乱草”，中餐的品味也不是任意的“咸甜”，中医的治疗更不是随意的“无度”，武术的“技击”也不是野蛮的“暴力”。而规约这些文化的“规矩”，在其中都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底线”。这个底线今天看来就是“自由”发展中必须保持高度的“理性”。书法必须从“米字格”习练开始，必须从临帖入门，必须从守规矩开始，而后才可以脱规矩，最后形成自己的风格。对于中国武术而言，也是如此。不论哪个拳种流派的风格如何，技术特征怎样，其所坚守的规矩都是一致的。这个规矩今天看来就是我们要言及的中国武术里的“理性”。

　　“中国武术”只所以有别于域外其它“武技”，而具有显著的中华民族文化特色，其核心的动因，不单单是表现在“自由”的技术风格上，而更多地是来自于文化上的民族性特质。这个特质在我们看来就是那些规约“技术风格”和“技术应用”的“理性系统”。这个“理性系统”今天看来就是“武术道德的中国规范”，是“攻防技击的中国标准”，是“艺术呈现的中国审美”，是“健康促进的中国范式”，是“教育传承的中国程式”。等等这些“中国特性”就构筑出中国武术“自由”发展与创新的“理性”规约。

　　中国武术中有提倡“一招制敌”的技术娴熟，但却有“武不滥用，点到为止”的理性提倡；中国武术中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人生追求，但却更敬佩“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美德传承；中国武术尽管标榜“一胆，二力，三功夫”，但它更追求“打人如蒿草”的技击境界呈现……诸如此类的“理性”提倡和被认可，就形成了中国武术文化发展过程中独特的“自由”与“理性”互为里表的文化特征。其“表”在“自由”，其“里”在“理性”。这个“表”的自由就形成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和感知到的不同拳种、流派、风格的各种武术内容博大而多样。南北拳种共存，长短拳种同在，内外两家并生，在一定意义而言就是中国武术发展过程中追求“自由”的结果。而武德的规约和要求，拳理拳法的理论和统一，流派风格的彰显和变化，无不是武术人“理性”思考、认知、体悟后所形成共识基础上的创造。这里的“理性”是“强而不霸”的中华理性，是“阴阳互生”的哲学理性，是“促进健康”的生命理性，是“教化民众”的育人理性，是“谋略思想”的知变理性，是“艺术追求”的节奏理性。

　　总之，就中国武术的发展来看，我们认为“理性”与“自由”的并存才是中国武术发展渊源流长的根本动力。所以，在当今时代所进行中国武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所需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以要坚守中国武术中的“理性”不动摇为底线，来倡导中国武术的“自由”之创造和创新。反之，我们的创造和创新，就会变成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因为，过渡的“自由”创造就会是中国武术不再是中国人的武术了。因为，它失去了中国武术本应有的“理性”。　　

　　作者：王岗，武汉体育学院博士生导师、湖北楚天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