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体同势”、“古今杂形”出自西晋卫恒的《四体书势》，这一书学思想对后世影响广泛。晚清沈曾植在《论行楷隶篆通变》一文中说，“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他的这番话，可以说是对“异体同势”、“古今杂形”最好的阐发。沈曾植的门生王蘧常是这一思想的践行者，也是受益者。王蘧常“融秦铸汉”，把篆籀融入章草，洗尽铅华而求古质，形成了比汉代章草更加高古的面貌。
沈曾植对“异体同势”、“古今杂形”的阐发和王蘧常“融秦铸汉”的实践，也启发了我的思考：章草能不能在篆、隶、楷、行、草五体之法中融通变化呢？为此我钻入史料堆里去寻求答案，通过梳理文字和书法艺术发展史，考察书法“五体”之间遗传、嬗变的相互关系，研究前人变法创新的经验，原本模糊的认识逐渐清晰，有了茅塞顿开之感。
文字的变革发展，和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一样，表现为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古文字从殷商开始，经历了由书契（甲骨文）、大篆籀文（金文、石鼓文）到小篆的量变过程，三者一脉相承，虽有质朴到精致的变化，但篆书的本质即体制和法则没变。篆书的质变开始于战国时期，起因于“篆之捷”。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发展的需要，篆书在快捷书写中发生“草变”，造成字体结构删繁就简、字形由纵变横、线条分解成点画、偏旁部首浓缩成“构件”，这一系列解构变化致使篆书“破体”，形成“隶化”和“草化”两种趋势，前者由快捷转向精研而变成隶书，后者则由快捷转向率意而化成章草，至西汉后期隶书和章草均达到成熟形态。隶书之变，主要是对篆书“正体”的改造，字形由纵变横，竖画的垂脚和耸起变成横画或撇捺的伸展，均匀圆转的线条变成横平竖直伴有提按的“一波三折”。尽管如此，隶书仍然继承了篆书结体的中正平衡和对称。章草对篆书的变化在于“简而便”，比隶书更彻底地破坏了篆书的结体，但也继承了篆书的“裹结”即圆转缠绕，同时吸收了隶书的波磔。隶书和章草的形成，标志着古文字的终结和今文字的开始。几乎在隶书和章草走向成熟的同时，更加简捷的楷书、行书、今草之变随势发生。楷书继承了汉隶的规矩法度，形体方正，横平竖直，笔画变波、磔而为撇、捺，同时吸收提炼了草书的点画，形成标准的笔画“八法”，到唐初形成规范精严的楷法而定型。今草突破章草“字字区别”的局限，把笔画的横向波磔变为纵向使转，把牵引连带扩大到字与字之间，形成“一笔书”式的新貌。行书是楷书的衍生，亦楷亦草，是楷书与草书的中间形态。行书和今草均在东晋达到成熟的高峰。从上述古文字向今文字转变的概略过程可以看出，文字的发展变化是孕育衍生的关系，是相承有序的遗传和进化，是杂交结合的变异。正像卫恒所比喻的那样：于古文而言，“籀篆盖其子孙，隶草乃其曾玄”。
如果说文字是“道合自然”的自发形成，那么书法则是基于文字的人为的自觉演绎。在书法史上“异体同势”、“古今杂形”的认识和运用，显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如汉末魏初的钟繇，在隶书八分的基础上变法楷书，形成隶意楷法的正书类型“真书”。再如东晋王羲之，师法钟繇张芝，兼善隶、草、真、行各体，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更将时风中儒学的中庸平和及老庄哲学的简淡玄远潜移默化，将真、行、草三体推向了高峰，成为“古质”与“今妍”结合的典范。这个时期变法表现最为丰富多彩的莫过于大量的碑碣遗迹，如三国时期融隶、真于篆的《天发神籤碑》，东晋时期隶真结合兼有篆意的《爨宝子碑》，北魏时期方劲古拙隶真兼具的《嵩高灵庙碑》、《张猛龙碑》等等，无不是古今结合，异体互参的结果。唐宋以后虽基本遵循“二王”一脉，但能够变法成功者，也莫不如此。如颜真卿从篆书中体会出中锋直下的笔法，遂以此作楷书，融入篆籀气质，摆脱了以精致妍美为尚的风气，形成古朴庄严的“颜体”。又如孙过庭所言：“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故亦傍通二篆，俯贯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飞白”，可谓是他习草的真切体会。说到草书，唐代的张旭、怀素，宋代的黄庭坚，明末清初的王铎、傅山，除了个人的气质特征外，皆是“傍通二篆，俯贯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飞白”。清代可以说是融古铸今最为自觉的时期，异体互参、碑帖融合成为潮流，邓石如、赵之谦、张裕钊、吴昌硕等一众书家皆是如此，甚至回归金文石鼓，以求古质，形成多样化的风格面貌。这方面的例证很多，不胜枚举。可以这样说，每当一种书体达到高峰的时候，书家就会在字法、笔法、章法、墨法等方面，通过异体互参、古今融合来寻求变革创新。一部书法史就是不同书体融合发展的历史。“异体同势”、“古今杂形”，正是这一规律的概括和描述。
通过上述文字和书法变革发展史实的求证，我们有了一般性的结论。那么章草本身的生发演变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再做具体分析。如前所述章草由篆书“草变”而来，与隶书伴生并受其影响。章草形成于西汉，盛行于东汉至西晋，东晋以后流于小众并延续至今。按照章草演变形态来划分，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初创期篆隶互参阶段。在西汉之前的章草简牍墨迹中，保留了很多章草的原始状态，延续了篆隶的平铺直叙，运笔有篆书的圆转，结体有隶书的左向右背，笔画草率，形态天真质朴。如里耶秦简、侯马盟书、居延汉简、楼兰残纸墨迹。二是成熟期规范成体阶段。西汉以后的传世摹本和墨迹，代表了章草成熟期的水准。结字正规严谨，笔法愈趋精致，更多连带缠绕意趣，彰显古朴典雅的美感。除了保有明显的波磔特征外，在形态上已与篆隶明显区别，成为独特的书体。如张芝《八月帖》、皇象《急就章》、索靖《月仪帖》、陆机《平复帖》、王羲之《豹奴帖》等。三是元明时期章今结合阶段。章草经过唐宋时期的沉寂，在元明时期一度回归。在承袭皇象、索靖书风的基础上，受“今妍”书风影响，章草的结体和笔法融入了行楷的元素，更加精致妍美，末笔的波磔更显夸张。代表性人物如赵孟頫、邓文原、宋克等。四是近代以来融古铸今阶段。受清末“扬碑抑帖”和“尚古”书风影响，章草引篆入草、引碑入草，彰显篆籀的圆转缠绕，强调魏碑的方劲浑厚，形成更加高古的面貌。代表性人物如沈曾植、王世镗、王蘧常、郑诵先等。由上可见，章草生之于篆隶，与行楷今草互参，元明之前表现为通今而变姿妍，近代以来则表现为通古而变质朴。所以，章草可谓“异体同势”、“古今杂形”的典范。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章草具备在“五体”中通变的天赋条件。也可以说，章草是“五体”中唯一具有“融通五法”条件的书体。这是因为：其一，章草生成于古今文字变革的转折时期，和隶书一样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书体。即遗传了篆籀等古文字基因，又是楷行草等今文字的母体之一，相互之间有“亲缘”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从章草中既可视古，也可见今。其二，章草属于“古草”，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在其孕育了今草等新体文字后就长期处于边缘化，不像楷、行、草等今文字那样，经历了不断地推陈出新，从而保全了较多的原生态，具有独特的古质的“章味”。其三，章草是规范化、章法化的草书，草法有一定之规，格局有基本法度，如中正平衡、相向背反、字字区别等等，这些规则与其它书体兼容相通，既有正书的规矩、行书的流动，又有草书的率意，所以在这样一个格局和法度中变通”五法”，就可“万变不离其宗”。
章草有“融通五法”的基本条件，如何“取法”、如何“融通”则事在人为。章草对“五体”的融汇贯通，前述已多有涉及，这里再做归纳。一般说来有以下几点：一是取法于篆。章草的古质首取于篆，通常可取小篆笔法的圆转缠绕和结体的疏密二分，再参入大篆简单朴素的笔意和古拙率真的结体，平铺直叙，不加修饰。二是取法于隶。章草杂交于隶，是其典雅之源。隶书的中正平衡，“八分”的左右分布、相向背反，笔画的左波右磔，是章草取势和形态特征的基本要素。还可借鉴汉简，偶施长划斜挑，以添流快之趣。三是取法于楷。近代以来多取法于魏碑，将其方折雄强的笔法融入章草。在取势上也吸收了“斜画紧结”和“平画宽结”的方法，形成侧倚或平正的态势。四是取法于行。章草和行书出于不同的母体，除了波磔的区别外，形态和方法基本相通。行书因无波磔而流便，章草因有波磔而通古。两者可以适度互参。五是取法于草。今草“脱胎”于章草，突破了章草“字字区别”的格局，比章草更加率意流畅。章草在草法上可取今草之简，在笔法上可适当飞白，在草势上也可取今草的开合跌宕、辗转挪移。章草讲“字字乾坤”，可以在一字之内左牵右带、上挪下移。对于“五法”的运用，要根据书写时“状物”、“抒情”的需要，或妍美秀逸，或方劲雄强，或俊健挺拔，或苍茫古朴，随书写内容和情绪而定，诚所谓“技当随道”。
总之，“融通五法”符合章草书法的内在逻辑，前人的实践也从不同的角度证明其可行，有了这样一种自觉，章草的创新发展可期。
作者简介：
程建国，号谦益，1954年生于湖北武汉，1970年入伍，曾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政委、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政委，少将军衔，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程建国，号谦益，1954年生于湖北武汉，1970年入伍，曾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政委、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政委，少将军衔，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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