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书法史上，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十分特异的时期。就像国分南北一样，书法也因地而异，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诸如：“北碑南帖”、“北楷南行”、“北雄南秀”、“北骨南韵”等等，皆是其特异之处。其中，最显著且又最基本的区别，即“北碑南帖”。可以说“北碑南帖”是南北朝时代的一个深刻印记。
“北碑南帖”的形成，受时代风尚的影响。南朝承袭东晋流风，在禁碑令的限制下，“铭石书”不兴，碑刻很少，多为书启尺牍，书体则真、行、草并行，行草最盛。在崇尚“姿妍”的时风下，“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继以齐名，贵斯式略。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可见在南朝的百多年间，王献之书法的“神俊姿妍”风靡一时，其风头之劲不仅遮掩了钟繇，也盖过了其父王羲之。在萧梁时期，梁武帝虽推崇钟繇，但也未能改变一朝“姿妍秀逸”的书风。北朝是“五胡十六国”的更替，自秦汉起，北地素有丰碑刻石的传统，鲜卑拓跋氏统一北朝后，不受魏晋禁碑令限制，时兴褒扬先世，加之佛教深入，致使整个北朝时期造像题记、摩崖刻经、丰碑铭石盛行。北朝书法传承钟繇、卫瓘、索靖一脉，碑刻书法则以隶楷嬗变过渡期阶段的隶真书为主，书风雄强峻厚、意态奇逸。从上述“北碑南帖”的简略成因看，北南各有所长、各有专擅，故清人阮元的《北碑南帖论》称：“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关于“北碑南帖”的概括，还有一个客观现实原因，即在存世的书迹中，北朝有“碑”无“帖”，而南朝多“帖”少“碑”。对于南朝多“帖”少“碑”的现象，由禁碑原因已好理解；而对北朝有“碑”无“帖”问题，则史有存疑，深究起来，另有历史原因。
“北碑南帖”本应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然而历史乖张弄人，自唐宋以降千余年里，围绕“北碑南帖”却生出不少是非，这也是南北朝书法的又一特异现象。唐太宗李世民“好帖”，极力推崇王羲之，致使“南帖”一脉兴盛，但有唐一朝“北碑”一脉并未因此衰竭，只是隶楷嬗变时期的“魏碑”被楷法精严的“唐碑”所取代。及至北宋，独尊“南帖”，宋太宗刊印《淳化阁帖》10卷，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书法家等103人的420篇作品，其中收南朝帖版近半，而北朝没有一纸。是北朝有碑无帖吗？显然不是。“帖”为书启尺牍，始于东汉有纸，到晋时纸张已广泛应用，成语“洛阳纸贵”就是一个明证。西晋文学家左思的《三都赋》极享时誉，“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左思传》）。东晋末年，桓玄颁布“改简为纸令”，纸张完全代替简牍，成为朝廷公文的书写载体，更说明当时纸张已经普及。洛阳是北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存世的碑书如此精妙，刻石又基于书丹，怎么可能没有帖书佳作？由于《淳化阁帖》是最早的一部法帖汇集，被誉为“法帖之冠”和“丛帖始祖”，故在书法史上意义重大，它不仅确立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而且主导中国书法走向，由此直至清代中期，“二王”帖学独步天下，“北碑”几近销声匿迹。北朝“魏碑”上接秦汉，下启隋唐，风格独特，成就斐然，然而在宋人典籍如欧阳修《集古录》和赵明诚《金石录》中，北朝碑刻的著录和拓本数量远不如汉碑、唐碑。如果说砖石墓志埋于地下有待出土，碑刻立于地表年久可能毁损埋没，摩崖刻石难以登高拓片，那么洛阳龙门石窟造像记，如著名的《龙门二十品》，就在汴梁（北宋都城开封）附近，也不见宋人拓本，只能说是“视而不见”。所以笔者认为，北朝书法被“漠视”的原因只有一个，即受“正统”观念影响，由鲜卑拓跋氏统治的北朝被视为“蛮夷”、“异端”，不为正史认同，故而殃及书法。
“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欧阳修《正统论》）。始见于《春秋》，孔子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达到了“居正”和“一统”时，才能称之为正统。自古以来帝王统治和史家治史都十分重视道统、法统的“居正”和“一统”，在政治上追求皇权统治的合法性，在文化上追求道德传统的代表性。在南北朝以前，能够称为“正统”的王朝，有尧、舜、夏、商、周、秦、汉、晋。南朝继承东晋，经宋、齐、梁、陈四朝，虽“一统”败坏，禅代更替的背后充满血腥，但因嫡传华夏之正朔，而被宋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奉为正统。北朝继之于“五胡十六国”，由鲜卑族拓跋氏统治，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数代，据有中原，从北魏孝文帝起推行民族融合政策，至隋前已基本与汉民族统合，但因不系华夏正统而被宋人视为“外族”、“异端”。对此李唐与赵宋看法不同。李唐系北周贵戚，政治生涯与拓跋氏政权关联，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皇后更是鲜卑族人，李世民本身有一半鲜卑血统，所以在完成一统后，自然不能视北朝为“异端”，而是淡化南北差异而求“天下一家”。唐初编纂的《南史》、《北史》，即抛弃了过去南朝视北朝为“索虏”、北朝视南朝为“岛夷”的偏见，通过摆平南北历史地位而证明大唐一朝继承了华夏正统。由此来看，唐太宗李世民褒“王”扬“帖”，不能说只是个人喜好而无继承儒道文化正统的考量。王羲之书法神形兼备，冲虚中和，既从道学之“简淡玄远”，又合儒学之“文质彬彬”，是代表华夏传统的典范，所以被唐太宗视为“尽善尽美”。对于宋太宗赵光义而言，情况就不同了。北宋与北方的辽国和西夏国敌对，处境与南朝相似，推己及人，故奉南朝为正统，视北朝为外族异端。宋太宗也崇
“王”扬“帖”，立场和目的更加明确，刊印《淳化阁帖》可以说彰显了其欲代表文化传统正溯的目的。从其立场出发，漠视“北碑”也就是必然的了。
“正统”思维也影响到对书法家历史地位的认同。唐人窦臮的《述书赋》是一部集中评述唐前历代书法家的文章，其中言及南朝82人，北朝则只有北齐刘珉1人，而刘珉师法王羲之，唐初大家欧阳询曾投其门下学书，他虽是北人却是南宗。从史书中关于历代书法传承谱系看，也存在“忽略”北朝的问题。如唐代张彦远的《法书要录》、宋代朱长文的《墨池编》、明代解缙的《春雨杂述》，对书法人物的传承谱系均记为：由东汉蔡邕起，经钟繇、卫夫人、王羲之、王献之、羊欣、王僧虔、萧子云、智永、虞世南一脉相传入唐，其中，羊欣、王僧虔、萧子云、智永均为南朝书家，北朝近200年没有代表性人物。“北碑”虽多佚名，但也有例外，《石门铭》文末就有“王远书”款署，《中岳嵩高灵庙碑》又称《寇君碑》，相传为寇谦之撰书。如果宋人能像刊印《淳化阁帖》那样，历时经年广泛收集考证，北朝无“帖”无“人”的问题就不会出现。《郑文公碑》即是一例，经清人考证，为北魏永平四年光州刺史郑道昭所书，郑道昭也因此成为“魏碑”代表性人物。对北朝书法家于史无名的问题，当代书法史书中有一种说法，称北朝书家多为民间人士，而南朝多为显贵士人，即“北民南士”。这种说法实为谬断。如前言所及，寇谦之为道教“天师”，被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尊为“国师”；郑道昭在北魏宣武帝时任光州刺史；刘珉任北齐三公郎中，皆是显贵士人。据北齐人魏收所写《魏书》记载，北朝书法的传承主要是崔、卢两家。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均系中原门阀世家，自崔悦、卢谌之后入仕北魏，崔、卢“并以博艺齐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谌传子潜，潜传玄伯，世不替业。故魏初重崔、卢之书”（《魏书•崔玄伯传》）。可见北朝书法的传承，不是没有代表人物，还是为统绪问题上的偏见所累。
“北碑南帖”历史境遇的反转，发生在清代中期嘉、道年间，时人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拉开了“北碑”兴起的序幕，改变了独尊“帖学”的局面。阮元所论，一是厘清了书法传承变迁脉络，首次提出“南北书派”的观点，在书法传承谱系上补充了北朝的缺失，改变了前人的偏见。如其所言：“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锺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言中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皆是北朝书家。二是肯定北派书法承袭秦汉正宗，保有中原古法。如其所言：“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而蔡邕、韦诞、邯郸淳、卫觊、张芝、杜度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唐初犹有存者”。阮元此论适应并推动了清人“尚古”时风。三是首提“北碑南帖”论，并以“碑”与“帖”区分南北书派，肯定碑书在古法特别是隶法传承中的作用，认为帖书已失古法。如其所言：“惟帖是尚，字全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即以焦山《瘗鹤铭》与蓬莱郑道昭《山门》字相校，体似相近，然妍态多而古法少矣。《阁帖》，晋人尺牍，非释文不识，苟非世族相习成风，当时启事，彼此何以能识。东晋民间墓砖，多出于陶匠之手，而字迹尚与篆隶相近，与《兰亭》迥殊，非持风流者所能变也”。阮元的“北碑南帖”论，对后来“尊碑抑帖”起了先导作用。阮元一己之论，何以产生如此大之影响？这与其身份有关。阮元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先后任礼部、兵部、户部、工部侍郎，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及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晚年官拜体仁阁大学士，致仕后加官至太傅。86岁去世，获赐谥号“文达”。阮元还是学问大家，在经史、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造诣，被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阮元以提倡学术、振兴文教为己任，在杭州创立诂经精舍，在广州创立学海堂，又多年主持会考，弟子门生众多。《清史稿》称其：“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正是因为阮元的这种特殊身份和影响，才有了碑学的“嘉道中兴”。阮元之后，经包世臣、康有为等人推动，碑学盛行，及至今时，“碑帖并重”、“碑帖融合”已发展成为时代潮流。
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一经提出，也成为中国书法史上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形成“碑学”与“帖学”的旷世之争。其中，关于“书派”问题、“尊碑抑帖”问题争议最多。笔者认为只要认清阮元立论的主旨和目的，就可以少一些争议。细察阮元所论，其主旨和目的是为了纠正起于宋人的历史偏见，为北朝书法正名，通过对“南北书派”和“北碑南帖”的分析，使迁变的南北书派同归于华夏古法正宗。从《南北书派论》的开篇之问：“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和《北碑南帖论》的终篇之问：“若其商榷古今，步趋流派，拟议金石，名家复起，其谁与归”，即可以清楚看出其立论的这一主旨和目的。由此及深，还可以看出，阮元立论是以乾隆皇帝的正统论为依据。乾隆关于正统问题的论述在《命馆臣录存杨维桢〈正统辨〉谕》中有详细记载，其理论继承了雍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观念，不辨华夷，而辨正统，认为凡“大一统”政权，无论何种民族建立、何种方式建立，都被视为正统，而其承绪者只要尚具备偏安规模，就仍居于正统；无这种传绪关系的其他政权，只有统一全国、取得“大一统”功业，才能成为正统政权；占据和统治“中原”是判定正统地位的一个重要依据，即“主中华者为正统”。所以，在对待南北朝谁为正统的问题上，乾隆与唐太宗李世民的观点相同，南朝在皇权承绪上居于正统，北朝统治中原并完成了“大一统”，故皆视为正统。阮元的“两论”，正是遵循了乾隆的思想，言的虽是南北书法，论的却实为南北一统。如果不是这样，在珍爱“二王”法帖的历代清帝治下，任你阮元地位再高、影响再大，“北碑南帖”历史境遇的反转也断难实现。
作者简介：
程建国，号谦益，1954年生于湖北武汉，1970年入伍，曾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政委、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政委，少将军衔，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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