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建国习书笔记:“字有九徳,九徳则法”
2021年10月15日   20:30 | 来源:中国发布网
  近读元人郑杓、刘有定的书法论著《衍极并注》,每每为文中观点引发深省,“字有九德,九徳则法”即是一例。郑杓把“九徳”与书法联系起来,思想奇妙,道理深刻,今时读来,仍有新意。
 
  郑杓在《衍极•书要篇》中言道:“夫字有九德,九徳则法。法始乎庖羲,成乎轩、颉,革乎秦、汉,极乎晋、唐,万世相因。体有损益,而九徳莫之有损益也。或曰:九徳孰传乎?曰:天传之。又问自得,曰:无愧于心为自得。”郑杓的这段话,遣辞简略,含义丰富。他认为,字有“九徳”,“九徳”即是书“法”,它贯穿于汉字产生、变革、发展的全部历史,并为世世代代所因袭。其间,字体虽有繁简损益等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九徳”的法则恒定不变。那么“九徳”由谁传来呢?回答是由“天”,是“天理”使然。又问何以“自得”呢?回答是“无愧于心”。所言之“心”不是脏器的“心”,而是形而上的“心性”。宋儒朱熹曾言:“德者,得也,行到而有得于心者也。”(《四书集注·学而篇》)所以,“无愧于心”,可以理解为儒学所讲“从心所欲不逾矩”,“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因此,在郑杓看来,学书只有顺应自然,率性任真,方能“明德”而“得道”。
 
  按照郑杓的逻辑深入下去,不难看出,其“九德”之说是儒家“道之为体,德之为用”哲学理论在书学上的具体运用。在儒家经典中,“道”与“天”同义,都是哲学的终极概念,即人的心性与万物的“本体”。“德”是“道”的致用,循道致用即为德。“道之为体”,“心物一元”;“德之为用”,则彰显为心理和行为上的多样化的作用,故古典中有“三德”、“六德”、“九徳”等多种概括。其实,“九徳”之说不是郑杓的首创,早在先秦经典中即已有之。《尚书·皋陶谟》中记有皋陶与大禹就如何识人用人的一段对话。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皋陶认为,人的品行表现为“九徳”,识人是否有德,要观其行、察其事。所谓“九徳”,是包括人的秉赋、气质、品德、才干等九个具有对立统一关系的行为标准。选拔彰显九徳之常的人做官,为政则善。关于皋陶“九徳”的释义,古今有多种版本,笔者认为,“九徳”泛指“道”之作用,针对不同的事物可以有不同的概括,关键是了解其道理,故在此不具。郑杓把“九徳”之说引申到书学上,即是认为“字有九徳”与“行有九徳”同理。他称:“草本隶,隶本篆,篆出于籀,籀始于古文,皆体于自然,效法天地”(《衍极•书要篇》)。正因为书法“体于自然,效法天地”,与人事和万物同作,都是“道体”和“天理”作用的彰显,故“九徳”之说不仅适用于书法,而且可以说是书法内在之理。如果说“字有九徳”只是对皋陶“行有九徳”的引申,那么“九徳则法”确是郑杓带有创见性的发展。
 
  郑杓认为“字有九徳,九徳则法”是与汉字伴生并流变发展的。关于书法的产生和沿革,《衍极》多有论及。例如:“至朴散而八卦兴,八卦兴而书契肇,书契肇而篆籀滋”。又如:“法始乎庖羲,成乎轩、颉,革乎秦、汉,极乎晋、唐,万世相因”。由此可见,字之“九徳”就体现在前人书法之中。郑杓称:“皇颉以降凡五变矣。其人亡,其书存,古今一致,作者十有三人焉。”(《衍极•至朴篇》)所谓“五变”,即汉字的古文、籀、篆、隶、草之变。所指“十有三人”,即三代至宋有“书德”于世的十三个人物,他们是:仓颉、大禹、史籀、孔子、程邈、蔡邕、张芝、钟繇、王羲之、李阳冰、张旭、颜真卿、蔡襄。这十三人在书法的创造与发展中具有划时代意义,如:仓颉“造六书而成文”,是“文字之祖”;大禹“铸鼎象物”,开钟鼎铭文之先;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以成籀书;孔子“壁中书”幸存“六经”,留垂科斗古文;程邈“变篆为隶,趋时便宜”;蔡邕“饬隶为八分”,“鸿都《石经》为古今不刊之典”;张芝变章草为今草,“圣于一笔书”;钟繇变隶为真,成“楷书之祖”;王羲之变古为今,“一发新韵”;李阳冰“独蹈孔轨”,发扬古篆;张旭草法称绝,“浑然无迹”;颜真卿变法“含弘光大,为书统宗”;蔡襄“间世独起,承古启宋”。秦相李斯制小篆“同文天下”,本应位列其中,因与“焚书坑儒”关联,而被排除在外。郑杓对古人“书德”的评价本于儒家立场,并且以古法为尊,具有明显的倾向性。王羲之、颜真卿都是史上变法成功的代表性人物,但在《衍极》中的品评却有差别。如:“右军书成,而汉、魏、西晋之风尽废。右军固新奇可喜,而古法之废,实自右军始,亦可恨也”。又如:“盖古书法,晋唐以降,日趋姿媚,至徐、沈辈(指唐代徐克、沈传师等)几于扫地矣。而鲁公蔚然雄厚蠲雅,有先秦科斗、籀隶之遗思焉。”(《衍极•至朴篇》)颜真卿因宗法古文、篆、籀,郑杓赞其“含弘光大,为书统宗,气象足以仪表衰俗。”至于“宋四家”,也是这样,《衍极》“褒蔡贬米”,对谨守古法的蔡襄推崇备至,而对“尚意”变法基本持否定态度。
 
  郑杓以古法为尊,意在强调“体有损益,而九徳莫之有损益”。《衍极•造书篇》中有一段话态度十分鲜明,他讲:“至哉,圣人之造书也,其得天地之用乎!盈虚消长之理,奇雄雅异之观,靜而思之,漠然无朕,散而观之,万物纷错,书之义大矣哉!自秦以来,知书者不少,知造书之妙者为独少,无他,由师法之不传也。”刘有定注曰:“天地之理,其妙在图书,圣人法天,其用在八卦。六书,八卦之变也。卦以六位而成,书以六文而显。”“是故六书者,天地之大用也。”由此可见,郑杓所推崇的“造书之妙”即是“六书”之法,也就是象形、指事、形声、会意、假借、转注六种方法。在郑杓看来,“六书”之法本于自然,是包含在“九徳”之中的重要法则,于书学十分重要。刘有定对此作了说明:“夫六书之微,非古文、篆、籀,无所宗主。八法之妙,非程隶蔡分,莫能发明。自古法变而趋今,学者往往文灭其质矣。”指出:“六书”之法,是古文、篆、籀的本质,“八法”的发明,始于隶书和八分书;今体之变“文灭其质”,去“六书”、“八法”渐远;“六书”、“八法”不传,则书道不正。所以,郑杓强调书法应以古法为宗,守“九徳”之正。“夫法者书之正路也。正则直,直则易,易则可至,至则妙,未至亦不为迷。”因此,对于学书者而言,古法不可不知,不可不传。
 
  在《衍极》中,郑杓没有对字之“九徳”作出具体概括,刘有定在注疏中以皋陶“行有九徳”转相比附,并称:“惟字亦然,亦书有德,亦言其字有德,九徳既备,法自生矣。”还特别强调:“非自得者,不足于谈斯道。”在他们看来,“行有九徳”和“字有九徳”义理相通,规律相同,但在字面意思上不能“生拉硬拽”,最重要的是理解和掌握其核心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不明白这一点,“不足于谈斯道”。“对立统一”是“混元之理”,“相反相成”是“天道之妙”。郑杓称:“道在两间,法出于道,书虽不传,法则常在。故执笔贵圆,字贵方,篆贵圆,隶贵方,圆效天,方法地,圆有方之理,方有圆之象。”所言以“方”与“圆”对立统一为例,解书法效天法地之理。他还以“紫真授羲之”典故为据,引用天台紫真道师(白云先生)对王羲之所言来说明问题。紫真言:“子虽至矣,而未善也。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宝齐贵,万古能名。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把笔抵锋,肇乎本性。力圆则润,势疾则涩;紧则劲,险则峻;内贵盈,外贵虚;起不孤,伏不寡;回仰非近,背接非远;望之惟逸,发之惟静。敬兹法也,书妙尽矣。”(王羲之《记白云先生书诀》)其以“阴阳”喻“对立统一”,列举书法中两两相对、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尽言“九徳则法”之理。
 
  既然“对立统一”是“九徳”的核心法则,那么如何把握辩证之“眼”和统一之“点”,求得书法艺术的平衡与和谐呢?郑杓的回答是一个字:“极”,即“衍极”的“极”字。他在全书末尾说:“或问《衍极》。曰:极者,中之至也。曷为而作也?曰:吾惧夫学者之不至也。”他的这段话表明了其写作《衍极》的目的,即致力于弘扬“中庸”文化传统。刘有定的注释更加明确:“谓极为中之至,何也?言至中,则可以为极。天有天之极,屋有屋之极,皆指其至中而言。若夫学者之用中,则当知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义。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衍极》之为书,亦以其鲜久而作也。呜呼!书道其至矣乎!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况书道乎!。”(《衍极•天五篇》)郑杓的“极为中之至”,源自孔子学说。刘有定引用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出自《论语·庸也》。在孔学中,“中庸”之道是天下根本之道,用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和态度以及方法对待所有事物就是“中庸”,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正是基于这个道理,郑杓把“用中”视为“字有九徳,九徳则法”的最高境界,并认其为修养“自得”最正确的方法。在郑杓之前,唐人对书法“用中”问题作过精要的论述。虞世南曾言:“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心神不正,字则敧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仆。其道同鲁庙之器,虚则攲,满则覆,中则正。正者,冲和之谓也。”(《笔髓论•契妙》)所谓“冲和”,出自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古哲认为,世界由“道”化生,“道”化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由“冲气”统一;万物都在阴阳对立中运动,并在冲虚之中得到和谐与平衡。虞世南“中正冲和”之论,后被唐太宗李世民在《笔法诀》中引用,遂成唐人书法之至则,并为后世所尊奉。郑杓“衍极”所论正是受前贤理论影响,并与之相因。
 
  综上所述,《衍极》之论,特别是“九徳”之说,旨在正本清源,回归书道之传统。“字有九徳,九徳则法”,立论有据,符合规律,不啻为书法之重要理论。受元代时风影响,《衍极》字里行间充满复古情结,对古法的尊崇近乎偏执。或受这种情结影响,郑杓、刘有定对历史上“守正”与“创新”的认识时有偏颇。时移世易,“守法而弗变则悖”;师古不泥古,创新不离宗;“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正是“天道”之理,“九徳”之义。
 
  笔者:程建国,号谦益,生于湖北武汉,曾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政委、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政委,少将军衔,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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