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自魏晋始，崇尚简淡玄远。简淡不是简单浅显，而是经过提炼概括所形成的精约简省，其特点是简练、纯朴、自然、含蓄，虽笔简工少，却意韵深远。进而言之，简淡不仅是形体的精约简省，更是一种内涵，是一种或清高、或静穆、或幽深、或苍茫的气质。在心法的运用上，简淡常与萧散、疏朗相关联，其意涵基本相同，所追求的都是简淡玄远的意象。宗白华先生曾将魏晋的这种风尚与欧洲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进行比较，他说：“西洋文艺复兴的艺术(建筑、绘画、雕刻)所表现的美是秾郁的、华贵的、壮硕的；魏晋人则倾向简约玄淡，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晋人的书法是这美的最具体的表现”。（《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简淡玄远是一种哲学的美。玄，是道家哲学概念，经晋人推广，衍生为美学概念。魏晋玄学兴盛，清谈“三玄”（《周易》、《老子》、《庄子》）是时人的风尚。特别是庄子以人为本的“道”学思想，对文学艺术影响很大。故南朝刘勰称“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文心雕龙》）至于其原因，宋人沈作喆有一说，“晋人雅尚玄远，宜於世情澹薄。”（《寓简•卷三》）关于“玄”，古人有多种说法。西汉杨雄的《太玄》称：“玄者，天玄也、地玄也、人玄也。天浑行无穹不可见也，地不可形也，人心不可测也。故玄，深广远大矣”，又：“天以不见为玄，地以不形为玄，人以心腹为玄”。这个“玄”，“深广远大”，浑然为“虚”。“道”之性为“虚”，“冲虚以为和”就是自然之性。所以“玄远”，是只可意会的冲虚之象。对魏晋美学影响最直接的，是王弼对“三玄”中“言、象、意”的理论辩解，由此“意象”成为中国古代美学的核心理念。所谓“玄远”，就是一种蕴含于具象之中、又超然于具象之外的“意象”。这种意象对于我们的感受，就如同观水天一色飘渺而清虚，观大漠孤烟苍茫而混阔，又如同登高望远时的豁然豪迈，临渊探深时的超拔腾越。

　　简淡玄远在魏晋成为艺术风尚，是“道”、“技”结合的成果。除了上述老庄哲学的影响外，真、行、草新体的出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或者说，简约既是推动真、行、草书体变革的思想方法，也是新体书法的审美趣味和艺术境界。在魏晋之前，见于铭石的秦篆汉隶发展到高峰，法度谨严而字有定势，因而书法“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的作用受到局限。“汉代有草书”，但这时的草书还处于草创阶段，虽然现在看来汉代简帛遗迹中，不乏古拙质朴意境深远之作，但在当时未必是一种艺术自觉。“东汉有纸”，是书写载体的一大进步，为新书体的变革发展提供了条件。在钟繇、张芝和二王父子的相继推动下，魏晋真、行、草新体一变古法，简约自然且饱含情性的书写，比工整谨严的书写给人以更多感受和想象的空间，使新体书法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气质和风骨。苏轼对钟繇、王羲之有一个品评，称：“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钟繇书法简约、古雅，以“天然第一”著称。钟擅“三体书”，即铭石书、章程书、行狎书，其中铭石和章程书传有“三碑”、“五表”、“六帖”存世，独无行狎书遗存。卫恒《四体书势》中对钟繇的“行书法”有所描述，“随事从宜，靡有常制”，“修短相副，异体同势”。刘熙载《书概》也说：“正、行二体，始见于锺书，其书之大巧若拙，后人莫及”。王澍《竹云题跋》评钟繇《荐季直表》，称“此表在《贺捷表》后，益更精微，益更淡古，盖其晚年融释脱落，渣滓尽去，清虚真味有如此也。”将这些说法与《荐季直表》的简约质朴联系起来想象，钟书的“天然”、“古雅”可以意会。王羲之书法从两个方面确立了今体书法的典范，一方面是字法、笔法和章法的巧妙，另一方面是“从容中道”、“冲虚中和”的气质。孙过庭《书谱》评“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张怀瓘《书断》评“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益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英气绝伦，妙节孤峙”。项穆《书法雅言》以王羲之书法为标准进行概括总结，称“自然意先笔后，妙逸忘情，墨洒神凝，从容中道，此乃天然之巧，自得之能”；“圆而且方，方而复圆，正能含奇，奇不失正，会于中和，斯为美善”。“不激不厉”、“耀文含质”、“从容中道”、“会于中和”，都是王书最重要的方法和特点。

　　“简淡玄远”是魏晋士人的集体风尚，影响六朝，成就了“魏晋风度”和“江左风流”。那么是不是说这种风格和气质只有魏晋六朝才有呢？当然不是。“简淡玄远”作为书法艺术的一种风格和审美趣味，在不同时代、不同书体的作品中都有具体的表现。在隶书古碑中，东汉《石门颂》的率真飘逸，东晋《好大王碑》的简朴淡定，都给人以化度虚空、穿越时空的感受。魏碑方劲雄强，但也有简约玄淡的类型，《张黑女墓志》即是一例，因简淡含蓄而气韵玄远。唐楷“字有定格”，实多虚少，感受往往被谨严所限。相比较而言，欧阳询《化度寺邕禅师塔铭》、虞世南《孔子庙堂碑》的冲虚中和，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的清虚飘逸，特别是颜真卿《麻姑仙坛记》朴拙天真的“篆籀气”，令人回味无穷，“发思古之幽情”。

　　天道玄远，书家惟修德以应之耳。庄子所讲“唯道集虚”，“不滞于物”，可以说是“简淡玄远”得道之法。书家只有放弃功利虚荣之心，不媚俗，不轻佻，不炫耀，秉天地浩然之气，“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方可入简淡玄远之境。清代的朱耷可谓得道之人。朱耷书法结字简约淡定，笔法单纯质朴，气质文而不华、质而不野，尽显文雅禅静而韵致悠远。在近人中，弘一法师可以说是“唯道集虚”、“不滞于物”的典范。观其书法，出家前，深耕魏碑，法度谨严，笔力遒劲，而出家后，皈依三宝，不惹尘埃，书风简淡散逸，稚拙纯朴，前后判若两人。对于其出家后的“禅意”书法，当下评论很多，无论是褒是贬，他作为书法史上“得法忘法”、“得意忘形”而境界高致的典型，都是独一无二的。他的这种修为，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笔者：程建国，号谦益，生于湖北武汉，曾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政委、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政委，少将军衔，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